《万历十五年》阅读笔记及赏析

| 冠兰

认真品味一部《万历十五年》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不能光会读哦,写一篇读书笔记吧。现在你是否对读书笔记一筹莫展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万历十五年》阅读笔记及赏析5篇,以供大家参考!

《万历十五年》阅读笔记及赏析篇1

万历皇帝自小受慈圣皇太后和首辅张居正严格教育儒家教育;熟读经史,敬重天道,效仿祖法。开始万历皇帝也想按着他受教育的努力去做好皇帝,严重旱灾时,甚至亲自步10里为百姓祈雨。但是经过一些事情,慢慢发现的人性和体制的复杂性。首先是自己非常信任的对他严格说教的导师张居正个人生活被揭发是如此腐败,而文官打倒张居正的文官的目的,显然又和他万历初想的并不一样。当他想自己能主导政治时,却发现想做任何的改变,就会受到非常大的阻力,这些以道德和祖法为工具的阻力让他难以对抗。黄老先生讲明朝是文官体系为统治的,不如直接讲以儒家意识形态为统治,任何文官甚至皇帝都很难对这种意识形态有任何的挑战。最后万历选择妥协,以道家无为来默默的发泄他的不满和进行抵抗。书中儒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以及这种意识形态和人性的冲突矛盾。就行成了一些特殊的行为。

张居正政治上厉行改革,做为万历的老师,对皇帝严格要求。但他本人又口是心非,表面满口节俭,而私生活极其奢侈。厉行改革,却又不了解实际情况,反而出了相反的效果,同时也得罪了一批人。结果一死,整个家族和政治同僚就受到清算。

申时行做为首辅,行为却和张居正完全不一样,在处事上他信奉调剂折衷的原则来调节文官间,皇帝官僚间的矛盾。这种行为是典型中墉之道,是儒家思想和人性妥协的产物。

海瑞更是个争议的人物,他严格尊崇孔孟之道,对崇尚道德,严守法律。他的这种行为,当时的官僚对

其即希望是一个社会道德的标杆,又知其的脱离现实性,对其不重用,并排斥其很多行为。海瑞个人可以通

过自律及对价值的追求了来到达,但由于其很多理念本生脱离人性,必然不具备大众性。其很多行为更是暴露出儒家思想的缺陷,像由于孝道极端推崇,休了两任妻子的,最后一任莫名死去;还有对个人欲望的极端抑制,这些本身就是和人性先背离的。其行为对具体事物的处理效果,也颇受争议,看是完全遵守道德,然而由于社会的事情复杂,以及道德本身的局限性,往往起了并不好的效果。当时的精英阶层本身并不相信他,包括当时的知识份子,对这种行为也有争议,象李贽就明说有时清官比贪心的官更误事,清官有道德的支持,而且就算失败也能赢当时读书人非常看中的名誉,处事固执而不知变通,往往导致事情往坏的方面发展。

在写戚继光和李贽也真实的把其多面性呈现给了作者:戚继光有军事才能,民族英雄的一面,但其又有偷偷纳妾,行贿张居正的一面。李贽一个学者,思想家,其对人对己对社会的妥协与抗争记述,也非常真实。这种性格多面性的记述更加体现了人性。

现代大众社会行为学说,通常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或观点的接受:第一位的是立场,第二位的是情感,第三位的才是客观理性。黄老先生能客观理性的研究这段看似平常,确是很典型的历史时间,并且又能非常客观理性的呈现给大家,确实是读者的幸运。

读后,感觉最深的是,价值观的影响力,不仅对个人的行为,道德,和幸福观起决定影响,而且任何团体,社会,宗教,国家都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其影响深远,决定整个体制。决策面和执行面还有基层中间过长的距离和脱节导致的低效是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道德很多方面是对社会稳定其作用,社会发展更依赖于技术方法和本身的规律的研究。个人的道德及智慧在社会群体中有时是矛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很多规律是相反的。

《万历十五年》阅读笔记及赏析篇2

周末,天气苍白,发霉的心情,觉得该出去晒晒太阳了,和好友一起到书店,买了本中华书局出版的《万历十五年》,一口气看了半本。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万历十五年,没有人能拯救朝政的腐败。高拱,张居正,海瑞,申时行,直到最后的自以为明君的崇祯皇帝,在整体制度体制的腐败下,中华民族也迎来的自己的文化危机。资本主义的萌芽很难兴起,传统的力量依旧强大。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中国人如何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以德治国的传统,如何保持以孝道为核心的中国式价值观呢?这是《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思考的问题,也在现实中不断激荡着无数中华赤子的心胸。

这一段时间,国学兴起,伴随着百家讲坛的推波助澜,传统文化复兴的势头似乎一浪高过一浪。国学、历史类图书开始盛行街面。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王立群讲史记,汉武大帝,明朝那些事儿,讲座,电视剧,小说,历史以各种形式体裁不断出现。国学兴旺,历史重温,文化复兴,这是好事。我们小时候,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都是稀松荒疏的很。这些书对我来说都是近几年开始恶补的,感觉也只是走马观花,粗略浏览,很难记住了。

为什么小时候没有早早把它们看过呢?追究其中原因,除了七八十年代的消费问题外,更多的是教育界的不重视,我辈只是从语文书的枝节中记住了星星点点的古籍名句。中国的古籍、历史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是我们文化的载体。经史子集,诸子百家,里面名言哲理多多,但是,这些财富却在很长时间内不受重视,甚至发生断层。

有时候阅读古籍,真的有种韩愈《石鼓歌》中的痛苦。看了些古籍,我个人觉得,五千年的文化积累,既有精华智慧,也有糟粕垃圾。不能丢弃自己民族的根本,也绝对不能一窝蜂的去全部接受。学习的原则,根本的方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比方说,孝顺,古代人讲究孝顺,今天也要讲究孝顺。对于老人的孝顺,什么时候能过时呢?区别只是里面的度而已。但三纲五常放在今天就过时了。这就要整理。像今天做媳妇的很少能孝敬公婆的,好媳妇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下传统文化的教育培养呢,必须的。四书五经中很多言论,像一些礼节的规定,到今天已是陈规陋习,肯定要废除,但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习之,士不能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也...到今天还是不过时的。

今天的社会,国家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体制问题,医疗教育问题,贪污问题,很多人麻木,很多人按部就班,很多人在扯淡。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学习国外先进的科技,求真务实,不说大话,虚心进取,励志创新,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下,产生我们新的文化。它即不同于传统,又不是西方照搬,而是一个自信自强开放创新的新的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体制的不断改革中,产生于对问题的不断解决中,或许,这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好书,它让我思考如此之多,我们学习西方的不只是枪炮,还有思想,但我们传统的思想又如何放置呢?还在思考中。

《万历十五年》阅读笔记及赏析篇3

万历十五年,是按阴历,若按阳历是公元1587年,但实际是1587至1588年初。

第一个要讲的自然是万历皇帝,他生于1563年,死于1620年。9岁登上皇位,是为万历,所以在位时间是1572-1620,共48年。

从年龄上来看,他刚登上皇位时,需要多方协助,于是引出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张居正。

张居正死于1582年,1587年时,他已经不在世5年了。他的继任者是张四维,但是很快因为患病,一病不起。而另两位资历深厚的马自强和吕调阳也相继病死,所以就把第三个人物——申时行推到了首辅的位置。虽然资格最浅,但得机会垂青,所以“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申时行1583年上任,到1587年时,他在任四年。1591年,他被迫离职。

第四个讲的是海瑞,他是1587年11月13日离世的,而第五个人物——戚继光虽然是1588年1月17日离开人间,但按阴历算,是万历十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

最后一位——李贽,如果我们非要和1587年进行关联的话,他是在一年后的1588年剃度为僧了。

简单说呢,这书就主要是写了一个皇帝——万历,两个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三个忠臣——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

1587年表面四海升平、无事可记,但实际已彰显了大明的终结。当时万历只有24岁,按说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但是什么导致他从励精图治变的心灰意懒,甚至于连最后30年都不上朝了呢?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不能传位于自己最喜欢的女人生下的儿子,当然他也不能给予这个女人皇后的名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张居正有关,万历从张居正身上看到了阴阳之分,我认为就是高尚和自私吧。有时想想,这是人性,肯定每个人身上都有相应的成分,只是所占比例不同而已。由此,万历感到心灰意冷,从而消极怠工。

这六个人,在同一种机制下,虽然分属不同的职位,但都被机制所挟制,哪怕是贵为皇帝的万历,其中主要的利益集团就是庞大的文官系统。这一年,若万历勤于政事,那么有很多事情也许可以有所改变,但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导致如此的结局。在国内,1601年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为后来征服明朝做下了准备。而在国外,1587年——西班牙征英的前一年,那自然也是准备的一年……

在牛年春节的这段时间,再读一遍《万历十五年》,上一次阅读是20__.11.05,看的是珍藏版,增订纪念本。回首之前,我经常会发现自己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决定。尤其是对照投资上许多个股的走势,努力思考当时的想法和为什么做出那样的决定,再反思发现虽然不能全部避免,但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更好,所以我希望牛年正式开市后,我能更认真的思考然后做出更正确的选择……

《万历十五年》阅读笔记及赏析篇4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庞大的帝国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孔孟之道。但孔夫子的道德是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实际润滑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的运行秩序。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

经过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儒学到了明代已经越发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万历年间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作为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要实行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 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如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

万历皇帝曾力图励精图治,希望通过努力实践”礼”来增强文官集团乃至全体人民对经典道德的信心,但当他经过张居正以及选太子的风波之后,他彻底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这时他自己首先对这套道德体制丧失了信心。他对管理国家事务的消极抵抗是是针对这一整套道德体系。

此时,道德和”礼”已经发展到相当畸形的地步。表面上官方倡导的道德原则与人们的实际行为已经严重脱节,“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儒家的观念里,根本没有私德和公德之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是典型的人治。儒家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而在于其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即把政治道德化,这就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 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我国解放后的诸多悲剧,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法律判决,而是道德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比法律更高一等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从礼仪之争开始。“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 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

由于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被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一副道德高尚的面目,然而私欲并非所能压制了的,相反它作为”阴”的一面更加膨胀。从而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表面一套,实际一套,所有人都显示出犬儒主义的姿态,追求道德是人人挂在嘴上的口号,私下里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偶尔出上一个清官——老百姓让他名垂千古。大家都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仰望海瑞,然而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 就是中国从古至今政界的现状,也是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仁义道德是件漂亮的衣服,穿上它,然后好做苟且之事。

我还是觉得,儒家的道德力量在人们信仰它的时候是非常强大的,毕竟从古至今,杀身成仁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当文官集团的所有人以及下层民众再也不再相信道德时,政权的统治就岌岌可危。随着形势恶化,人们不再对道德和”礼”抱有丝毫信心,连接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的锁链变得松 动不堪。战乱四起,王朝更迭的序幕开始了。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到底要到什么时候,苦难的中华民族才能摆脱这巨大的惯性,真正腾飞起来呢?

《万历十五年》阅读笔记及赏析篇5

今天《万历十五年》进入了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可谓是大明王朝最后一根顶梁柱了,这根顶梁柱一倒,明帝国顿时失去重心,一步步滑入深渊。申时行虽然老成持重,但他所苦心经营的,终究只是表面的平和,是一抹夕阳红,是无法把脱轨的帝国拉回来的。而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万历皇帝向他的臣民做消极怠工,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我一看到我也有种摸不到头脑的感觉。在我们平常的印象中,君臣关系要么是琴瑟和鸣(原意指夫妻,这里我觉得君为夫,臣为妻也并非不可不是么)如唐太宗一朝;要么是君主绝对专制,臣子只是一群附庸如隋炀帝一朝;要么就是臣下乱政,君主形同虚设如汉昭帝一朝的霍光。再者说,君主消极怠工的也不少,可是消极怠工是为了对抗臣民就很稀奇了,至于万历为何会如此,书中也做了解释。万历之所以如此,乃是出于一种报复,报复文官们不支持他废长立幼。前文已述,万历的宠妃是郑氏,因此他想让郑氏的孩子做太子,可惜郑氏的孩子并非嫡长子,这就是私人情感和礼制的冲突了,而在明代,礼仪道德甚至可以凌驾于法律,因此那些饱受礼仪道德熏陶的文官自然不可能同意这样违背祖制的想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万历单纯凭借个人情感来决定立储这样的大事,自是不合理,可难道所谓的嫡长子继承制就很合理么?我们都知道科举制的意义就是打破了门第和出身对于有才之士的限制,然而选拔官员如此开明,怎么到了立储就如此草率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并不认为这可以以一句“这是祖制”来解释,九品中正制也是祖制,为什么就能改呢?

说到底我认为这还是那些臣子的人性的弱点,科举取士可以帮助他们飞黄腾达,可一旦他们踏入仕途,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就又开始满口礼制,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双重性格”,实在是可笑至极。

言归正传,万历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已经是一个“老油条”了,他不反驳,不屈服,只是这样冷处理,倒也扛了一段时间。不过众口铄金,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历还是没能撑住,立了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下好了,皇帝彻底死心,不仅是废长立幼的心已死,连工作的心也一并[]化为灰烬,就这样,大明王朝在这样的“无人驾驶”状态下驶过了二十年。御宇48年后,万历驾崩。不过人虽然不在了,事情还未了结,文官内部早已没有了反对万历废长立幼时的同心协力,而是分裂成了诸多派别,经过了万历一朝,文官内部的裂痕已无法弥合。

万历不是一个好皇帝,他的所作所为都不利于他对于文官们的统治。管理下属,无非就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下功夫,可万历呢?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反其道而行之。在他执政后期,由于怠于政事,因此对于官员的物质奖励也就搁下了,又由于万历向来对于各种礼仪毫无兴趣,因此精神奖励也就不复存在,那既然没有激励,哪个官员会有动力继续效忠呢?

至此,这个王朝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像一辆车已经失去了动力,只是凭借惯性在向前挪动。这个恶果的种子,要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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